中国书院
中国书院的出现是书籍大量流传于社会之后,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研究、积累、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它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与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知识分子享受新的印刷技术,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下,新创立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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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顾问:刘海峰,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作者:邓洪波,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兼书院研究室主任。

从唐代民间和官府书院的出现,历经五代、宋、元、明、清的发展,神州大地先后出现过7,000余所书院,成为读书人文化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改书院为学堂,走过千余年的发展历程。

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其起源有官民两途。民间书院源出于读书人个人的书斋。与书斋不同的是,书院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由私密而公众,这是书斋与书院的分野。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校理、知书、书直、写御书、拓书手、装书直、造笔直等职,集藏书、校书、刊书、讲书等于一体,以学术文化事业为主,而无具体的政务,这就是作为官府的书院与一般政府职能部门的区别所在。

唐五代时期,文献记载的书院只有70所,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只能作起始阶段。从民间读书人的书斋和朝廷整理经史典籍的官衙中脱胎出来的书院,带着官民两种传统,并在两者的关爱和影响下,发育成长起来,具有其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初期形态。

两宋时代书院受到重视,创建711所。南北宋书院的发展各有特点,北宋以「天下四大书院」为代表,分别是嵩阳书院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睢阳书院,强化教育教学功能,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社会的认同;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在「南宋四大书院」的讲学,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使学术与书院的一体化得以完成;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行天下,更有典范作用,从此书院与教育、学术结合,形成魅力无限的文化人格特征,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明代江南四书院,清代的省城书院,地方特色书院等,它们作为旗帜,可以指引发展方向;作为标尺,可以揭示时代追求;作为代表,可以体现文化内涵的丰富多彩。

书院不仅是一个教育机构,它还是一个文化组织。讲学、藏书、祭祀作为书院的三大事业,历来受到重视;但以往的注意主要集中在教学,多以教育的视野而将其定位于服从教学的活动。但在文化研究、创造的成分更大;而且藏书是一种文化积累,师生借阅是图书流通,属于文化的传播,如果用以著书立说,则又有了研究、创造的因素。此外,祭祀在为生徒树为榜样的同时,又传递着学术追求的信息,反映当地的学风和各个时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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