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作者：杨莉

摄影：泉州申遗办、张健、赖小兵、钟新、平子

随着当今 “全球化”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之间经济文化的相互渗透融合，已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世界趋势。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在这样的交流与互动中，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原因就在于数千年来与域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在这些交流的硕果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海上丝绸之路”。 如果说“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航海史、贸易史、和平交流史上的一部精彩大戏，那么泉州港必是将这部大戏推向完美高潮的最关键角色。以中原文化、闽越文化、海洋文化为主的泉州早在“海上丝绸之路”时，就通过海事活动喜迎八方来客，吸纳来自世界的多元文化。历经千年风雨，这些多元文化在泉州碰撞、融合，并生根发芽，形成了独特的——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泉州城之所以能从众多沿海城市中脱颖而出，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得益于其优良的港湾，发达的造船业，繁荣的经济腹地等多种历史因素。回溯历史，泉州港最早的商业文化往来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唐朝时，泉州港已经位列中国四大港口之一。唐中期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陆上丝绸之路闭塞，转而以海道为主。这不仅推动了沿海贸易的发展，更使得泉州收获了历史的机遇。经过唐朝发展壮大的泉州在北宋时甚至被描述为“蕃舶之饶，杂货山积。”这样的势头被朝廷所重视，故于哲宗元佑二年，在泉州设市舶司，这标志着泉州已经进入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行列。设司以后的泉州港可以直接接发海外货船，进出口贸易也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泉州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造船基地，所造海船，无论从坚固性、稳定性、适航性，还是水密隔舱的安全性等方面，都超群绝伦。外国的商人，水手来到这里生活定居，并亲切地称泉州为“刺桐城”。与外来人口一同进入泉州的还有外来宗教，这些宗教在这里交流融合，一时间泉州庙宇林立。其中有：中国最古老佛教寺庙之一的开元寺；中国最古老清真寺——清净寺；世界仅存的摩尼教遗址草庵，那里藏有完整的摩尼佛石雕像。这些寺庙遗迹和纪念碑不仅可以说明泉州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长期交流往来，同时也鉴证了佛教、印度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犹太教、天主教和穆斯林等不同宗教信仰共存泉州的辉煌历史。

进入元朝，泉州港更加繁荣。“号为天下最”是时人对泉州海外贸易地位的准确评价。然而，元末明初的动乱和倭寇，却导致了泉州一时的衰落。但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却再一次将泉州推向世界舞台。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中，泉州港从港口、造船、航海、人才、宗教等方面，发挥了自身优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遥想郑和下西洋这一“海上丝绸之路”里程碑式的伟大实践，当年郑和上九日山祈风，奉修天妃宫，访百奇筑堤，扎营深沪三宝街；如今都历历在目。这些遗迹历经风雨，见证了泉州港在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辉煌。在此期间，除郑和之外，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等许多中世纪探险家都曾访问过泉州。《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专辟《刺桐城》一章，向世人介绍他眼中的泉州。“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16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传统的 “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消失，曾经辉煌的“刺桐港”也黯然失色。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不倦努力，证明古代外国人记载中的“刺桐”就是泉州，证明“海上丝绸之路”曾经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伟大贡献。1991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 “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对泉州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泉州后渚港出土的木质三桅远洋商船，推测大约于13世纪建造，沉船上装有从东南亚带回的香料、药品和其他商品；泉州湾和南海勘探出的沉船和遗迹可以证明泉州港口当年的繁荣景象。泉州这些海外交通文物和丰富多元的文化遗址得到了各国学者的高度评级。泉州的万寿塔、六胜塔、石湖码头、江口码头和真武庙、洛阳桥、天后宫和德济门遗址、梅岭德化窑遗址、开元寺、清净寺、草庵、清源山、伊斯兰教圣墓、土坑村、九日山摩崖石刻等14个文化遗址在2016年中国文物局召开的海丝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上，被列入泉州首批海丝申遗名单。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保持对异域文化的尊重和吸纳，与之相契合，泉州港开放包容的精神传统也得以发扬光大。忆往昔“海上丝绸之路”名扬海内外，刺桐港“号为天下最”；草创先贤货通天下的宏图，郑和下西洋矢志不渝的追求，在穿越千年岁月的风雨之后，依然历历在目，熠熠生辉，激励着泉州人以前所未有的胸襟和魄力，肩负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任。